王仁伟农民工影像的见证与表达

汤亚辉  （摄影师   策展人）

在全国层面，用影像介质来表现农民工的摄影师及作品不在少数。有的捕捉于工地，感叹超出常人的艰辛；有的留恋于街头，惊奇来自他乡的面孔；有的记录于外企，观看流水线的新奇；有的走近老人和儿童，惊诧留守家庭的无奈......或横向扫描，泛泛地收纳；或断面切割，扼要地遴选，凡此种种，不一而足。而选定一个规模企业中的农民工群体集中做常年不懈的记录，反映最能代表中国主流行业农民工生存状况，阐释这个群体在中国社会中的意义，进而以影像的力量反省全社会的态度，促进改良改善，在笔者的视野中唯王仁伟是之。 

农民工，实在是个苦涩的话题。农民工是中国社会特有的城乡二元体制的产物，在性质上，是指户籍为农业而人在城市里从事非农业工作的劳动者；在时间上是指20世纪80年代初发端，又延绵于至今40多年的时间跨度。中国古代和近代没有农民工，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因为不实行户籍制度，也没有农民工的称谓和概念。由此可以说，农民工是中国独有的户籍体制下产生的新生事物，在中国改革开放特别是工业化、城市化进程中涌现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。据国家职能部门的统计，仅2018年，全国农民工总量就达2.8亿人，中国大陆13.9亿人口，近5人中就有一位农民工；全国3.9亿职工，每1.4人中就有一位是农民工。从行业分布看，农民工群体主要集中在第二和第三产业，而第二产业又占整个三个产业的一半以上，在第二产业中又以制业和建筑业为最，分别占了近三成和两成。

  王仁伟把他的摄影专题确定于装备制造业中的农民工群体，是想借此凸显农民工题材在当代文化背景下所具有的典型意义，反映出他的专业敏感和睿智，也足见他权衡的缜密和周全。他选题的思维逻辑该是这样的：一方面，农民工为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，当今中国社会早已离不开农民工，有人甚至说，农民工是支撑经济建设和城市发展的“脊梁”；另一方面，农民工是个弱势群体，尽管他们身居城市，但还不能完全享受城市市民待遇。这一“优”一“弱”的反差，在快速发展变革的今天，成为一个关注社会、关心民生的纪实摄影师记录和表达的责任担当。而他所记录的农民工尽管只是中国农民工存在于历史轴线上的一段，但随着城市化步伐加快和户籍制度的改革，农民工可能转瞬即结束它的使命，这些船厂农民工影像就成了城市后来者回溯历史、考察中国发展进程一份弥足珍贵的档案。所以现在看，农民工题材不但有其现实意义，肯定还会有其长远的历史意义，由此就有记录的迫切性。

  王仁伟关注的这家国营工厂，是以大型船舶和海洋工程建造、改装及修理为主业，集船舶配套为一体的大型企业，业务遍及欧洲，以及美、韩、日、新加坡、中国香港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。王仁伟走进工厂时正逢世界经济危机后逐步复苏，厂家国内外两个市场业务都看好的时期，100多个外协承包队1.8万多名农民工，与4千多在职职工一道，成为船厂不可或缺的有生力量。这种一家单位就集中了这么庞大数量的产业工人集群，在当今现代企业中实属少见，客观上为他的摄影选题提供了难得的实现机会。

  王仁伟的自觉担当和思想迫切，表现在他于2008年底至2013年初近5年时间的60多次走进这个厂，以自己的方式践行影像记录和个性表达。

      通常，摄影师对拍摄题材的解构，是在时空与纵横、现实和历史等诸方面研判价值大小的基础上，确定整个题材的基调把控，且在操作中遵循真实性和历史性的特性原则，实现客观记录、观照当下、未来可鉴的意义。摄影师该是个冷面观者和积极记录者，静气不焦躁，理性不盲从，其影像特征同样该是冷面的画面构成。

        然而，这样的共识和原则好像在王仁伟踏入这间工厂后即刻被打破了。火热的工地，恢宏的现场，让摄影师心情激荡、热血沸腾，随即，他采用宏大恣意的方式，来书写他所看到的船厂和这里的农民工。于是，以农民工为主体的若干震撼画面跃入镜头：浩浩荡荡的入厂大军，组织有序并每天雷打不动的团组安全教育，船台上上下下忙碌的身影，以及30万、50万吨浮船大坞，密密匝匝的脚手架，作业面焊花四溅，起重机长臂抓举，打磨、喷砂、除锈、切割、补漏、涂漆，继而是万吨十几万吨级的巨轮下水，红旗招展，热火朝天，西太平洋海岸、黄海之滨的这家大工地和着两万多工者挥洒的汗水，奏出有关大船和农民工的交响乐章，似乎每个画面都有跳动的音符。

  不能不说这样的书写有其个中道理。如同东北大工业的整体，几十年来有过低谷时的困惑、辉煌时的兴奋、滚石上山时的艰难和曙光初照时的喜悦，一直在跌宕起伏的曲线中前行。作为感同身受的摄影师，其兴奋点自然与隔岸观火式的关注不同，久违了的轰轰烈烈，一经扑面而来，摄影师难道不该赶紧去记录去表现这恢宏阔达的气象，难道不该借此来提振萎靡

吗？况且这不是刻意的高大上，不是人为的假大空，而是确确实实的客观存在，是东北大工业振兴时间线上的闪光点。一个长期聚精会神凝视东北大工业兴衰和农民工甘苦的摄影师，能在这时回避她哪怕是一瞬的耀眼吗？存在决定意识，存在决定了他的行为方式，在当今尽管混乱的摄影语境下，相信不会有谁一定用偏执的摄影观去解读他的宏大叙事吧？

      王仁伟是感性的。激动时他就像是个随手扣动扳机的枪手，不失时机地打出一梭梭子弹，抓到蓬勃向上的东西；同时他又是冷静的，这冷静源于他对农民工越来越深的了解。多年采访拍摄，他跑遍了船厂的各个工种车间工地，走访了农民工居住的社区和宿舍，走近了他们的家庭、婚姻和孩子，看到和听到了更多朴实又扎心的故事。这些故事构成了农民工酸甜苦辣的复杂经历，也丰富了摄影师的影像文本。这些文本，因为是平静观察所得，少了说教，没了宣传意味，进而真实可信可感：

  从船舱的深处走出，一窝蜂地钻进彩票站碰运气。因为就有工友不久前抓得了大奖从此告别辛苦打工生活的先例，农民工笃信小赌赚小钱，大赌靠运气来改变自己；

  满身油污的工友们洗去一身疲惫，一瓶啤酒能让惬意充斥了简陋的宿舍。看着浓妆艳抹的街女，会做梦、会胡思乱想。小酒、女人，常常是一些农民工打发时间的乐趣和挂在嘴边的诨语；

  丈夫厂内干活养家，妻子厂外设点摆摊，虽然挣得不多，也可聊补在城里开销的不足；

  河南西平老家的媳妇来了，没钱住旅店，在男人集体宿舍里床帘一挡就钻进了二人世界的被窝里，哪管其他工友的存在和他们羡慕嫉妒的哄笑；

  随大人进城，尽管驻地已经为农民工子女取消了高昂的借读费及歧视性收费，却因为租房、学杂费等生活成本高仍让身在船厂打工的父母不堪重负。一个9岁、一个6岁，来自安徽的蔡芽、蔡勇小姐弟俩，和姥姥一道每天以捡拾饮料瓶等废品收入来补贴家用；

  云南拉祜族的小伙儿，看着工友纷纷拥进春运的大潮，因为没领到工钱，又因假期短、路途远，只能独自在宿舍里隔空问候着家乡的老爹老妈；

  有承包队老板，为了自身利益诱骗农民工签订阴阳合同，有了风吹草动，责任却归咎于农民工。农民工心有不甘，老板竟找人大打出手。有的老板拖欠工资，农民工敢怒不敢言，言则饭碗不保，不言则拖的更久，拿不回来钱，家乡老小殷殷期盼自然成了泡影。

       王仁伟说，弱势的农民工处在社会底层，他们本身自卑，大多没有知识和技术，只能干些体力活。他们的诉求其实很简单，就是希望凭着苦力，年关时能把现钱带回家，孩子上学、老人治病、翻盖房子等家庭开销就有了抓手，但常常不能如愿。当然，他们中也有些人进城务工多年一直做着城市梦，梦想着有一天拿到城市户口本，成为有住房、有五险一金，孩子能上起学、有病能上起医院的城里人。他们是现代产业大军中既中坚又边缘的群体，他们是中国转型时期的追梦人。可喜的是，他们的一些诉求和梦想当下已经变为现实。由激动变为冷静，因思索而理性。这时王仁伟的镜头语言像他的思维一样颇具发散又哲学性：

  叙述夹杂表达，记录揉进隐喻。在王仁伟农民工画册中，不吝做了相当篇幅的肖像塑造。这些肖像有名有姓真实可考，因为编辑体例关系，没有一一做文字阐释。虽然这些画面构成是通常的写实，好像没有什么新意，影像又呈举手之劳的随意，但不可否认的是，这种简单写实朴素可信，与一些谨慎构造和刻意雕琢有些不同。这不同在于摄影师不大注重形式，却在似乎不经意间有意塞进了只能意会不能言说的元素，通过服饰、道具、有限环境等外部特征映衬面部表情，更多强调寻觅、期待、渴望、无奈，叙述中夹杂着表达，记录里糅进了隐喻，让这些元素留给观者更多想象和阅读空间，让肖像画面五味杂陈的情绪更浓，进而让照片更耐读，更具批评性。

       静态构成，以景说事。史上有类型学摄影一说。类型学的“冷面”意义，是以工业静态构成，成就深沉力量，呈现逼人的信服力。在王仁伟农民工影像中，他试图用船厂的工业静物说事，形式上虽不是类型学那种分类归纳组合，却同样意在表达一种关系，一种静态构成与农民工群体的内在关系，面对物的观照、静思和无动于衷的冷面注视，借此引发观者的联想思考，进而体现摄影师这么做的说服理由。尽管这种关系的呈现可能是非直接的，是晦涩难懂的，但在意义上与类型学摄影殊路同归。这些静态构成包括：港口作业面的全景图、蒸腾烟雾中的巨轮、俯瞰的船台管线场景、50万吨浮船坞中待航的大船、龙门吊下的工地以及风雪中被脚手架紧锁着的庞然大物等。这些画面清一色的没有人，摄影师的旨意是以这些工业构成的静寂和场景的冷漠，暗喻支撑起大工业脊梁的整个农民工群体的沉重、悲壮和与之形成的反差，引起社会关注和思考，以换来对当下、对未来、对历史的积极意义。

  这么说来，王仁伟有关农民工的影像是呈二元论折射的，直接和间接的，客观和主观的，记录和表达的，叙述和隐喻的，外露和内心的。一方面他高举了“高大上”的旗帜，充分肯定农民工的丰功伟绩，用影像阐释他们给中国社会带来的积极作用；另一方面，他又将关注关怀、同情怜悯等对农民工的情怀，注入到他的作品中，这又似乎继承了刘易斯·海因摄影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传统。正是摄影师精神世界的多重、复杂、纷乱，像波澜，像惊涛骇浪，足以搅动观者平静的内心世界，引起较强烈的心理感受和思想共鸣。若同意这么说，王仁伟的农民工影像当是留给现在、献给未来的一份十分有价值的文献，他解读农民工影像的理念是区别于他人的一个独特样本。

2020年2月于中国·大连

  但是，打开这本摄影集，一幅幅木刻般的黑白画面却令人神思骤动，一个个陌生的身影却让人感触万端，竟有一种直击心灵的震颤，不觉一阵阵头皮发麻。

  我们究竟看到了什么？

  有人说，纪实摄影最大的魅力就是，今天的影像就是明天的历史。王仁伟先生的这部摄影集之所以能够打动人心，就是他耗费五年光阴，真实地记录下了东北某造船厂农民工这一段快要泯灭的历史。改革开放初期，社会学家张雨林于1983年提出了“农民工”这样一个新概念，用以概括告别原始的农耕劳动开始从事产业劳动的农民。而正是这样一个群体，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工业化进程强大的生力军。投入到各个产业当中的农民工，为各行各业的发展注入了取之不竭的新鲜血液。书中所展现的船厂农民工群体，正是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下的一批先行者。看着数以千计的农民工拥入厂区的浩大场面，看着巨大轮船旁脚手架上一个个忙碌的身影，你甚至会听到历史前进的咚咚脚步声。虽然他们的身份还是刚刚离土离乡的农民，虽然他们大多从事的还是除锈、清油污、喷漆等最简单的劳动，可他们已经像共和国创建初期他们的祖辈一样，开始告别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，和着共和国前进的脚步勇敢地踏进了产业工人的行列！有了他们，船厂船坞里一艘艘老旧的轮船才能重新起航；有了他们，船厂的专业技工们才能一心肩起建造新型舰船的重任。